王春晖

    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双方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在不断加强。中美关系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两国本身，而且关系到整个世界局势的安全与稳定。然而，事实并不总象人们希望的那样。自从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几起几落，甚至曾经遭受过可以称得上是危机的重大挫折，尤其是近十几年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突然发现，美国真正意义上的对手是中国，因此美国不断地遏制中国的崛起，挑起贸易和科技战，制造南海争端和台湾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的“硬伤”。笔者查阅了许多学者，专家和职业外交官写的大量有关中美关系的文章和专著，这些文章和专著主要从政治、经济、战略等不同角度探讨中美关系。我以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文化的差异，其他政治、贸易、科技等都是中美“文化差异”内涵中的外延。

    美西方国家文化的最基本特征是“二元对立论”，即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基本把事情搞的对立化和绝对化，比如它会把一个人或一个国家认定为是一种绝对的邪恶，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美国的“双重标准”。比如美国认定伊朗是一个邪恶轴心的国家，任何与美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都不能与伊朗交往，这就导致全球与美国有贸易关系的企业都不能与伊朗就一些美国禁止的议题和贸易进行交往，我国“中兴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核武器问题上，印度在进行核试验的时候，美国就认为这个国家可以拥有核武器，而朝鲜和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时候，美国人就会认为不安全，因此就定义了所谓的”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

   事实上，伊朗的核问题可以说完全是美国一手制造出来的区域性安全问题。伊朗是OPEC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世界第四大产油国，为世界第五大石油储量国；同时还是世界第二大天然气储量国。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能源市场，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美国早就对伊朗虎视眈眈。然而，伊朗一直视美国和以色列为仇敌，美国认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将对美国和以色列构成直接的威胁。

    与美国“二元对立”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中庸思想，中国的中庸文化和辩证哲学会把事务看成一分为二，不偏不倚，孔子在《论语·子路》所言曰：“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可以有所差异。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宋孝宗、永乐皇帝、雍正皇帝不约而同讲过几乎相同的话，叫“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也就是说，儒家管社会治理，佛教管精神修养，道教管身体修炼，在中国历史上“三教“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融洽。这个道理很简单，从中国历史上看，佛教和道教没有绝对性和神圣性，所以很难看到宗教之间的辩论，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

    笔者一直认为，把西方的 “universal value”翻译为“普世价值”极其不妥，“universal value”应译为“普适价值”更为准确。普世的观念最初来源于基督教，基督教原本是犹太人的宗教，耶稣基督曾经被称为“以色列的救主”。 在基督教初期向外传播和扩张的时候，种族的界限是它必须跨越的一个障碍。根据《马太福音》所述，耶稣基督是上帝派来拯救以色列的迷失的羔羊的，一些居住在Judaea（现以色列南部地区）的非犹太人希望接受洗礼，皈依基督，这在犹太人中间引起了极大争论。而与此同时，一些出生在塞浦路斯和昔兰尼（今利比亚境内）的犹太人用希腊语在安提克传教，取得了很大成功，他们把耶稣基督称为“主，耶稣”而非“以色列的救主”，使非犹太人无需先将自己变成犹太人就可以成为基督徒。可以说，基督教早期得以在罗马帝国内部传播是与其“去犹太化”的努力分不开的，而“普世性”的概念就出现在这样一个历史场景之中。

    从“普世性”的源头可以看出，“普世性”是建立在基督教之上、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概念，它服务于基督教的传播和扩张。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生根发芽，“普世性”这个概念又成为教会手中的思想工具，服务于多种目的：它是教会维持在基督教世界的核心地位、对抗以君主为世俗权威的工具；它是教会讨伐异端、维持教会正统的工具；它也是进行宗教战争、对外武力扩张的工具。撰写了《论法的精神》的孟德斯鸠，他对“法的精神”的探索，其初衷正是为了寻找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我看见了：个别的情况是服从这些原则的，仿佛是由原则引申而出的；所有各国的历史都不过是由这些原则而来的结果；每一个个别的法律都和另一个法律联系着，或是依赖于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著者原序）所以，他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讨论各国的法律制度为何各具特色，而是恰恰相反，他要在各种素有天壤之别的法律制度之中，寻找能够一以贯之的普遍原则。

   美西方人认为，掌握了“普世性”规则的欧洲是人类文明的“中心”，而其他社会则是“边缘”，文明的走向是从“中心”向“边缘”扩展。从这种理论出发的历史观认为，欧洲国家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侵略是将“文明”带给这些落后国家和地区。这种普世价值不承认其他文明的独立价值和发展轨迹，忽视其他文明对人类文明历史作出的独特贡献，否认在不同文明之间，特别是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一直都存在着的相互交通、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普世价值观最终否认的是本来就存在的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多样性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关系。

    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以基督教、天主教为主要信仰的欧美大国，高举资本武器在全世界展开了经济掠夺，他们以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内心满怀着造物主的非此即彼的“排他性”旨意，给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披上了新衣。美国理直气壮、放肆地在没有基督天主作为传统信仰的东方世界和第三世界展开经济上的掠夺和文化破坏，对伊斯兰信仰的国家以军事打击，都是源于其宗教信仰的“非此即彼”的“排他性”理念。宗教“排他性”教义的目标很清楚，通往天堂的路就此一条：除了信仰我这个宗教的神之外，其它的信仰和探索都一种严重的错误，这是极其典型的世界强盗逻辑！因此，非此即彼的“排他性”教义是一种反科学的、反人类的教义。传教者正是利用了“排他性”教义威胁民众，迷惑信徒，达到宗教独裁的目的，这种恶劣的手法已经超越宗教的范畴，是典型的邪教。

   中国传统民族宗教和信仰里多数没有非此即彼的“排他性”教义，善良的宗教教义应该鼓励心灵开放、自由去探索各种道理，与人为善并反思自省，最后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理念和信仰去完成生命的修炼。事实上，多元文化本身是一个自然现象，文化的根本就是多元性、复杂性，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也不是一个新发现。比如人的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综合体，头与手不一样，手与足不一样，不一样就是多元文化。眼与耳不同，耳与鼻不同，各有各的功能，能融洽的结合，才组成一个完整的身体。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关于“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并以此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中，特别提到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他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不仅如此，“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佛教之所以能够为中国本土文化所接纳，这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具有对外来文化包容并蓄的胸怀，而且还体现了佛教以自身特有的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补充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因而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并存，相互包容，相互学习，鼎足而三，构成了中华文化之主干。《华严经》云：“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这里的”一“是说整体，”多“是讲局部，各种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可以并存的。《华严经》又云：”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异不二“，即同异不相妨碍。《礼记·乐记》云：“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可以为世界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提供借鉴，特别是不同宗教之间的团结。唯有宗教和谐共存，世界才能真正和平。七十年代，有一位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先生曾预言：“唯有大乘佛法与中国孔孟学说，才能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这位英国学者很了不起，有这样的远见、认知，非常难得。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纪命题，就是通过多元文化的“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的全新价值观，把世界想象成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的“夫妇”本身来自不同家庭，经道义与文化的结合，就有父母、兄弟、儿女，成为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又是由许多个体组合的命运体系，由家族这个命运体系再延伸到社会系统、国家以及世界。因为人类本来就是多元文化构成的命运综合体，因此，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推动人类应当“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合作”的多元文化的融合与构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安定、繁荣和兴旺的社会；只有这样，世界方可安全与和平。

    2014年，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系统阐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他指出：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创造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在近现代所经历的苦难和励精图治的探索，说明了中国文明独特的价值、发展、挑战和成绩。中国文明源远流长，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深厚的历史渊源，不是可以随意被遗弃和替代的。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的“普世价值”也正在发生变迁，正朝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迈进。目前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主要就是尊重生命、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这些价值观已经从美西方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普世价值”中脱离，而成为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