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晖

    本文的标题选用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讲过的一句话，他深刻揭示了特朗普政府为何要与中国对着干。杜特尔特指出，美国只卖给菲律宾一种产品，那就是武器，而且是淘汰的二手货，价格还奇高。中国呢，输出的是高铁，基础设施，花花绿绿的产品。美国需要到处制造仇恨、制造动乱，制造战争，制造投资恐慌，美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美元大规模回到美国投资，才能让仇恨中的人们不惜代价购买美国的先进武器。

    特朗普政府认识到，中国才是美国真正意义上的对手，因为中国不但不惧怕美国发起的大规模贸易战，而且居然向美国的科技霸权提出了挑战。当前，德日科技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很弱；英国尽管是美国的铁哥们，但其很小还可能面临分裂，已经不足为虑；欧盟看似经济和军事还可以，但政治上并不团结；印度说实话完全是一盘散沙；俄罗斯虽然是军事和科技大国，但不是强国，且经济上很虚弱，不足以支持军事和科技的发展。

   面对国际社会利益格局发生的变化，中国提出了要“和平崛起”。我国多次强调，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和平崛起的中国，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维护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她为国际社会带来的只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但美西方的兴趣点不在“和平“上，而在“崛起”上，他们认为当中国崛起的时候就会对美西方构成了威胁，自然就不会有他们认为的“和平“了。中国的迅速崛起，成为唯一对美国的政治霸权、军事霸权、美元霸权乃至科技霸权提出全面挑战的国家。

   从全球化的角度深刻剖析新时代的特征，可以看出这个时代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国际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在上升，从而对国家之间的狭隘利益形成重大的战略牵制；其次，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利益高度交叉和融合，使国际政治出现了对抗和合作的两重性。这使我们能够在对抗和合作中把握平衡，在二者之中找到平衡点；第三，时代矛盾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变化，从而为中国充分利用矛盾实现和平崛起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美国人非常清楚，日本、德国、苏联、英国、荷兰、西班牙还有美国自己，他们都证明过，科技强国就意味着军事强国，而军事强国则意味着可以抢掠地球上的任何财富。美国人在科技构筑的军事霸权之下，在二战后利用绝对强势的地位，十分聪明地召开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将由黄金支撑的可靠货币美元确立为国际贸易融资的基准货币。各国确认1944年1月美国规定的35美元一盎司的黄金官价，每一美元的含金量为0.888671克黄金。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按官价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为使黄金官价不受自由市场金价冲击，各国政府需协同美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维持这一黄金官价。这样美元就成为了全世界通用的货币。由此，美国人可以用美元这张绿钞票换取世界上的任何财富。这绝对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金融创新计划，因为这可以使美国不用直接去掠夺他国的财富，就能得到任何国家的财富。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即IMF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现在的世界银行）。前者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目的是为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后者提供中长期信贷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20世纪70年代初，在日本，西欧崛起的同时，美国经济实力相对削弱，无力承担稳定美元汇率的责任。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已经名存实亡。

   美国人更清楚，如果美国不加节制地脱离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发展，狂印美元，那美元很快就会崩溃，美国自己的所有资产也会一文不值。所以，他们印刷美元还是很有节制的。为了让世界人民放心，他们找到沙特等石油生产大国，威胁利诱之下，要求石油输出国组织全部以美元结算，这样以来，美元等于和工业化时代工业的血液石油挂了钩。有美元就等于有石油，这样一来，世界人民又开始放心大胆地用起美元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民过着“乡间别墅，富丽堂皇，钢琴美酒，田园诗歌”的美好日子。

   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是如何形成的？这完全是美国人一手制造的。由于美国人正是在以上巧妙无比的阴谋安排下，放弃了制造业，开始锻造美国的“三大法宝”：金融业、信息业、高科技。由此，制造业比重越来越小，从此美国人越来越懒了，他们不像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那样爱储蓄和节约了，他们只是花未来的钱，办今天的事，而联邦政府也是债台高筑。所以，千万不要认为美国是一个“富有“的国家，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局的报告，截至2017年，美国政府债务总额为19.8万亿美元，约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4%，相当于平均每个美国公民负债约6万美元。我们在美国的市场可以看见，几乎没有什么美国造的东西可以卖了，由此导致全世界所有的好东西进入了美国，尤其是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商品，这是中美巨大的贸易逆差产生的真正原因。

   美国只有销售自己高利润的产品，才实现贸易平衡和减少美元外流，而美国利润最高的产品只有两种：高科技产品和先进武器，但是前者美国人不愿意卖，那么就只剩下后者——所谓的先进武器了。当前，美国真正能卖的，利润极高的，可以任意定价的产品，就是武器。所以，美国在全世界到处推销武器，比如日本去年就强制性地进口了4000多亿日元的美国武器以减少贸易顺差；中国台湾竟然向美国购买了46亿武器，全球排第九；沙特王储访美时，特朗普居然拿出沙特的武器订单表扬沙特。

   中国与美国恰恰相反，中国提出了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每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原本应有的生存状态，但是这种原本应有的状态却屡遭人为破坏而急需再造。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国在深刻把握时代潮流与历史大势的基础上，呈现给世界独具东方智慧的解决方案。

   当今世界人类共处于一个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的现代国际社会体系中，有着共同生存的命运、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安全的命运。这种命运的紧密相连是当今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造就的。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双重全球化导致的普遍异化使人类在国际体系层次上遇到了“同命相连”的潜在威胁。事实证明，美国立国的242年中，打了222场战争，几乎每位总统都至少参与和发动了一场战争，双手沾满了无数无辜者的献血。美国到处标榜自己是讲民主讲人权的国家，事实上，美国是世界上反人类、反人权、反民主的最大邪恶国家。

   笔者一直认为，我们把西方的 “universal value”翻译为“普世价值”极其不妥的，“universalvalue”应译为“普适价值”更为准确。普世的观念最初来源于基督教，基督教原本是犹太人的宗教，耶稣基督曾经被称为“以色列的救主”。 在基督教初期向外传播和扩张的时候，种族的界限是它必须跨越的一个障碍。根据《马太福音》所述，耶稣基督是上帝派来拯救以色列的迷失的羔羊的，一些居住在Judaea（现以色列南部地区）的非犹太人希望接受洗礼，皈依基督，这在犹太人中间引起了极大争论。而与此同时，一些出生在塞浦路斯和昔兰尼（今利比亚境内）的犹太人用希腊语在安提克传教，取得了很大成功，他们把耶稣基督称为“主，耶稣”而非“以色列的救主”，使非犹太人无需先将自己变成犹太人就可以成为基督徒。可以说，基督教早期得以在罗马帝国内部传播是与其“去犹太化”的努力分不开的，而“普世性”的概念就出现在这样一个历史场景之中。

   西方人认为，掌握了“普世性”规则的欧洲是人类文明的“中心”，而其他社会则是“边缘”，文明的走向是从“中心”向“边缘”扩展。从这种理论出发的历史观认为，欧洲国家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侵略是将“文明”带给这些落后国家和地区。这种普世价值不承认其他文明的独立价值和发展轨迹，忽视其他文明对人类文明历史作出的独特贡献，否认在不同文明之间，特别是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一直都存在着的相互交通、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普世价值观最终否认的是本来就存在的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多样性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关系。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的“普世价值”也正在发生变迁，正朝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迈进。目前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主要就是尊重生命、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这些价值观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中美当前的博弈是“和平与战争“的博弈，中国正在从事一种“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的伟大事业，全世界人民应当觉醒：选择了中国，就是选择了和平；选择了美国，则是选择了战争。